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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事影视、编剧,陕西西安作协会员,陕西诗词协会会员,写诗是心灵的寄托和抚慰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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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青竹荐读]论自由诗的自由与规律  

2017-11-17 18:21:06|  分类: 青竹荐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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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自由诗的自由与规律

苗雨时

 

    自由诗是和格律诗相对而言的,它的历史没有格律诗那么久远。最早出现在西方,是工业时代的产物。第一个写自由诗的人,是美国的惠特曼。他的诗集《草叶集》,几乎全是自由诗。

    自由体的诗在欧美兴起,不是偶然的。正如马克思所说:“在艺术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,是与社会的一般发展阶段相联系的”。自由体诗这种崭新的艺术形式,出现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期,相对封建主义而言,当时的资本主义时代是一个富有生气和进取精神的时代。生产关系的变化,生活节奏的加快,人们的精神状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。冲击封建主义观念,追求个性解放自由,成了时代精神的特征。在这种情况下,打破一切旧的程式,实现自由创造,就成了审美意识变革的历史的必然要求。于是,自由诗应运而生。惠特曼在《草叶集·序》中曾说:“诗人比其他的人更追随和更欢迎自由。他们是自由的声音,自由的解释”。又说:“伟大的诗人的优点不在于引人注目的文体,而在于不增不减地表达思想与事物,自由地表达诗人自己”。这不啻是一种新艺术形式的宣言。

请看他的《我歌唱一个人的自身》:

 

    我歌唱一个人的自身,一个单一的个别的人,

    不过要用民主的这个词,全体这个词的声音。

 

    我歌唱从头到脚的生理学,

    我说不单止外貌和脑子,整个形体更值得歌吟,

    而且,与男性平等,我也歌唱女性。

 

    我歌唱现代的人,

    那情感、意向和能力-上的巨大生命,

    他愉快,能采取合乎神圣法则的最自由的行动。

 

这首诗是<草叶集)的首篇。其情感指向十分明确,那就是歌唱人——个人——现代人,赞颂他们的灵魂和肉体,自由和民主。而艺术形式,则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完全自由。

    自由体诗传人中国,是五四时期的事。首先受惠特曼影响的是郭沫若。郭沫若之所以受惠特曼影响,一方面与他自身的艺术趣味有关,更主要是当时的时代情势使然。反对封建专制,实现人的个性解放,是五四时期的时代精神。人的解放,催发了文的自觉。于是掀起了一场以白话代替文言的新文学革命。打破旧诗词格律的桎梏,实现诗体的解放,新诗就在这种历史潮流中诞生。新诗借鉴两方的艺术形式,所以初期的白话涛,一般都是自由体。经过胡适的“尝试”和—系列诗人的探索,到了郭沫若,他把“狂飚突进”的时代精神与自由奔放的诗歌形式的创造有机地结合起来,才为新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郭沫若的《女神》,绝大部分是自由体诗。此后,虽有现代格律诗的出现,但自由涛的流脉一直没有中止,抗日战争时期是一个高潮,新时期以来是又一个高潮。自由诗不能代替格律诗,但格律诗也不能代替自由诗,两者双峰并峙,或此起彼伏,共同构筑了诗歌的宏阔景观。

    自由诗和格律诗相反,没有固定的格式和音律,在字数、行数、节奏、押韵等方面,没有—定限制,而是按照诗中思想感情的脉动和所描写事物的变化,安排诗行和分节,它的节奏是口语中的自然节奏,也有的押韵,但不十分规则。这种诗体的特点是自由灵活,变化多样,适合于表现复杂的内容和激荡的情绪。

例如,艾青的《太阳》:

 

    从远古的墓茔

    从黑暗的年代

    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

    震惊沉睡的山脉

    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

   太阳向我滚来……

 

    它以难遮掩的光芒

    使生命呼吸

    使高树繁枝向它舞蹈

    使河流带着狂歌奔向它去

 

    当它来时,我听见

    冬蛰的虫蛹转动于地下

    群众在旷场上高声说话

    城市从远方

    用电力和钢铁召唤它

 

    于是我的心胸

    被火焰之手撕开

    陈腐的灵魂

    搁弃在河畔

    我乃有对于人类再生之确信

 

这首诗,写太阳初升的感受和体验,从太阳照耀万物的苏生和运动,生发出对自我更生和人类更生的信念。这种思路是阔大而奔放的。与此相应,诗人情绪的表达用了散文的句式,如第一节,以一系列的介词结构作状语,先写太阳的来处,然后写它的震动和相象,最后推出主语——太阳。其实,这一节诗就是一个倒装的散文句子,并不押韵,行的排列有长有短,也不整齐,但却很好地传达了太阳升起时那种磅礴的气势和诗人昂扬的感奋。

    自由诗是自由的,但这种自由也不是绝对的、无条件的自由,它也应该有自己的规律遵循。也就是说,既自由又不自由。正是在这自由与不自由之间,体现了自由诗的本质特征,建构了自由诗的艺术空间。

    自由诗的精神应该是自由的,开放的,天马行空,飞云坠地,纳宇宙之大,入介子之微,以心照物,洁净空明。这种自由,不论是探求人生,叩问命运,都应该既是超功利的,又是不受任何束缚的。正象惠特曼所说:“我决不多费唇舌,我决不在自己写作中使典雅、效果或新奇成了隔开我和别人的帘幕。我决不允许任何障碍,那怕是最华丽的帘幕。我想说什么,就照它的本来面目说出来。”本色,天然,这正是自由诗的内在本质,但是,它在表现时,无论意绪如何纷纭复杂,充满对立、排斥、流转、变换,都得保持一种平衡态和完整性。自由诗也不是胡思乱想,胡说八道,也应该有一定的规范,这就是它的思必须是诗之思,是一种有机的精神现象。这种规范,实际上是一种审美的升华。自由诗没有一个固定的格式,在形式上是自由的,也就是说它是不定型的。而这种不定型,正如郭沫若所说:“‘不定型’正是自由诗的意义和价值所在。”只有不定型,表达才比较方便,情感才能本真地自然流露,不必为某种既定的格式削足适履,而使诗人的感情受到压抑和损害。但是,这种形式上的自由,也不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,它必须有内在的依据,即随内心的脉动而赋形。外节奏必须应和着生命的内节奏;诗的建行和排列,也要视情绪的波动变化而定,或长或短,或多或少;全诗的形式结构,也要看诗思运行的状况而采取相应的形态。

    自由诗的自由,在语言方面还体现为散文美。也就是反对韵文的人工气和雕琢性,而追求一种语言的自然美。散文美,允许口语人诗。“口语是最散文的”。口语来自生活,具有朴素、生动、形象的特点。艾青说:“诗是以这样的语言为生命,才能丰富的”。而自由诗语言的这种本色美正是与它的精神的自由性相一致的。但是,散文美又不能散文化,口语人诗也不是完全照搬。散文化的弊病是排斥形象思维,而散文美是达到意象鲜明、诗情流畅的艺术手段。口语人诗,也要经过加工提练,剔除日常用语的混乱、芜杂、模糊的成分,而保留其清新、自然、富有表现力的特性。恰如,高尔基所说:“大众语是毛坯,加了工的是文学”。

    艾青曾说过:“自由体的诗带有世界性的倾向”。中国的自由诗也有了几十年的历史。自由诗的初期主要受欧美的影响,但在发展中,有了一种逐渐民族化的趋势。如何在此基础上,更好地学习和借鉴古今中外的诗歌艺术经验,使自由诗更加完善完美,真正建立起中国自己的自由诗,使其毫无愧色地立于世界诗歌之林,是摆在当今我们诗人们面前的一个历史性的任务和责任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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